传统节日里，其重要性与我的感受最不匹配的是中秋。我当然知道中秋之重大仅次于春节，但除了月饼、天上和古诗词中的月亮，惭愧，很多年里我的体认都甚少，可能跟小时候的生活有关系。
十八岁之前，我一直生活在乡村。闭塞的乡村与生俱来的超稳定结构，阻碍了我对分别、思念、团聚等中秋元素更深入的认知。乡村的生活缓慢而缺少变化，唯有生死可以让一个人突然地来又突然地去。而枯荣有时、生死有命，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过去了留不住，团聚无望者，思念也不顶用，乡村有自己的“顺生论”。又说，每逢佳节倍思亲，但所有熟悉的亲人都在你身边，远在天边的，再亲也必淡漠，远亲不如近邻，一年中也难得动用上几次思念之类隆重的词。乡村的生活全在当下。此外，中秋在农历八月十五，农忙正酣，起花生、收玉米，家家都是起五更睡半夜，饭都只能在田间地头囫囵着吃，谁有闲心对着一轮圆月抒情。要抒情也是实用主义的感激，月亮地里好干活儿，那就是挂在天上的一盏夜灯。
也因为乡村对中秋的不以为意，相应的仪式和细节就稀缺和潦草，缺少必要的渲染和铺垫，经常是抬头看见月圆了，才想起明天要过节了。中秋的饭菜也平淡，可能比平常更差，我等孩子更不觉得有什么盼头了。一茬茬乡村的孩子长成，久而成习，对中秋的淡漠演变为集体无意识，中秋的节日氛围便越发地寡淡了。
幸有实在的香甜月饼和悬于高天和文学中的圆月，否则，中秋于我就是一个抽象的词。如果说，在三十岁之前我可以就中秋一节说出点道道，或者写出一篇像样的文章，那多半也是拜文学之审美与教化所赐，是在某种悬空的理论和语境中的文学化的衍生。
我说的是三十岁，而非十八岁出门远行、离开故乡到外地读书的时候。因为三十岁之前，即便身在异乡，也常感叹月是故乡明、天涯共此时，但其实依然滑行在先前的感受和认知的惯性里，并未有多走心。何况年少轻狂，思念一词轻易不便出口。真正对中秋有切肤之感，已在而立之后了。
陆放翁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信然。成家立业，首先是家的概念真切地出现了。单身时，只有一个家，为人子再恭顺，怕也难有一个家的整体感，此时有家亦无家；结了婚便不同，突然冒出来三个家，自己一个小家，两边父母分别一个老家，即使你骨子里是个浪子，考虑问题也要以家为单位了。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我们思考血缘和亲情的边界之一。这样的边界很多，而思念就是对一个个边界之外的对方割舍不下的牵挂与关爱。
再者是久居异乡。一晃在北京二十年，离故乡千里之遥，跑得再勤一年也难得回去几次，思念就提上了日程。尤其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之感在某一日不速而至，突然就明白了何谓牵挂和撕扯。那天我从家里去医院，儿子生病，在医院候诊；刚出小区门，母亲在老家打来电话，祖母病重。我清晰地听见脑袋里嗡地响作一团，眼泪跟着就下来了。那感觉就像身体被咔嚓一分为二，两半都急欲奔赴不同的方向，那牵挂和撕扯，那种分身乏术的无力感，就是传说中的“上有老下有小”吧。自那以后，我开始对节日敏感。节日是亲情和牵挂发酵系数倍增的时间。由己度人，我想家人们对节日也应该越发敏感吧，我们在千里之外牵挂他们，他们必也在千里之外牵挂我们。事实也如此。工作一忙，临到节日未及意识，两边父母的电话就打过来了。
众多节日中，春节和中秋的团圆指向最为明确和集中。春节不必说，国人都清楚，年夜饭又叫团圆饭，除夕夜再晚，天南海北的游子都要归来一处，萧疏白发不盈颠，守岁围炉竟废眠。春节在乡村也是一年中至大之事，其重要性的启蒙在我孩童时就已经完成了。中秋之切要，确是而立之后，远离故乡、久居异地才领悟到的。
一旦体认，它便无处不在，动辄提醒你思念之深重，也让你越发感受到这个被称作中秋的节日，如何被纳入了一个人的生命进程。所以，有两件发生在中秋节的事我记忆尤深。鉴于我糟糕的记忆力，尤其对数字和日期让人绝望的无感，记忆如此深刻更能说明问题。
第一件事。某年八月十六，母亲来电话，说我们家邻居天岫在中秋节被人打死了。听闻噩耗，我写了一篇小文章，照录如下，题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死》。
母亲在电话里说，天岫被人打死了。
天岫是我们家邻居，三十年来一直住我家前面。他在北京一个建筑队里做工。死的那晚是中秋夜，月亮很圆，他没往天上看，和一群贵州人打起来，躺下来的时候才看见，月亮血淋淋的红。我听到消息是在八月十六，这个晚上月亮更圆，我从窗户往外看，月亮大而凉，我的心情一下子坏起来。一个人说没就没了，还是以这样酷烈的方式。什么事情能如此重要，非得把命搭上去？
他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十八九岁，和他一起做建筑工。天岫和我小姑同学，当年理科极好，志向远大，决意要考大学。那时候整个村都没几个人在县中学念书，他让他爸赶马车把他送到四十里外的县城复读。一年考不上大学可以两年，两年不行就三年。他复读了四年，不知道哪个地方出了问题，最后，他戴着眼镜回到家。
我敬畏他的那副眼镜。我想街坊邻居也一样，尽管他重新成了一个农民，依然是父母激励我们念书的典范。他理科之优秀，复读之坚决，成了一个神话。我们念书的最高标准似乎就是天岫。功课一有疑问，父母就说，找天岫去。
我拿书本到他家请教，他讲数学有一手，三下五除二，比老师要利落得多。没事我也爱去他家玩。他结婚时，新房里装备了唱片机和电视机，这些我家那时候都没有，我去他家听流行歌曲，看黑白电视。阳光从敞开的门里进来，满屋都是透明喜庆的大红。人坐在阳光里暖洋洋的，唱针在厚厚的红色唱片上一圈圈绕，歌声和音乐无处不在，有种过年般的平和世俗的快乐和美。由此，我偏执地认为，结婚要在冬天，最好阳光漫山遍野。
回忆集中在远处。最近这些年差不多是空白，只偶尔听到他的传闻。作为家长里短的一部分，都漫不经心地从我耳边和记忆里滑了过去。年既长，需要上心的事越来越多，故乡的事往往成了最遥远的消息，仿佛从一个永远不会改变的地方传过来的，几无时间性可言。一个个故人的生活都变成了一个个点，几个点串联成他们各自的一生。我所知道的，最后也就是这道听途说里的几个点，像他们一辈子的段落大意。
最后一次见天岫，是去年春节，我回老家过年。又是一个冬天的太阳地，我坐在门口看书，他戴着一顶老头儿帽，拎着小木方凳子去看他家房后的电线。我不知道他在结婚之后到当生产队队长之前的生活是怎么过的，那些年我一直在外面念书，寒暑假回家，见了也就打个招呼，没聊过。应该是带孩子，干农活儿，然后听说当了队长。但在现在的农村，大官小官好当又难当，当了几年听说不干了。后来听说，逢年过节偶尔也会赌钱，可能那会儿他已经出门打工了，出门挣了钱的才会在春节时放肆地赌。他不会放肆，不脏赌，老婆和街坊还能接受。昏天黑地、歇斯底里的那种赌才是脏赌。
这十几年里他不事装修，每次远远近近地看见他，总以最简单的方式穿最简单的衣服，但在我看来，这依然是一个文化人，他的脸上有种抑郁不得志的书生的绝望和悲凉。再后来，母亲说，他做建筑工，混得很不错，活儿不重，有点权力，挣得也多。很快家里建起大平房，光地基就高出我们家许多。他的眼镜早已经摘下，邻居们说，都是盖楼的，他就是挣得比别人多，到底有学问。我不知道他走在脚手架下时，他在想什么，是否还会想起那些复杂的数学算式。夜深人静的时候，假如他能够睡不着，他会对自己如何走到今天悚然一惊吗？现在，他参与一场群殴，死了。
母亲说到他死了时，我眼前出现的天岫的形象是：头发蓬乱，穿着蓝灰色的旧大衣，皱巴巴的深色裤子，旧的，趿拉着手工做成的黑条绒面的棉鞋，双手插在袖笼里，不经意地扭头往回看，他的眉毛不是很浓，但刚劲有力，四十多岁依然眉目清秀，眼神里有铲除不掉的脆弱和恐惧转瞬即逝。
写得匆忙，当时想到的都记下来了。写完后一直不能释怀，觉得哪个地方不够，一时又想不起哪里不够。有一天，我突然明白缺在哪里了。为什么偏偏在中秋？母亲的转述肯定简化和漏掉了一些信息，就算现场目击，也未必能够尽述所有重要的细节。而一个卑微的生命，原本就是留不下多少细节的，往往真相都难以保全。我决定为天岫打捞那些丢失掉的细节，它们一定跟中秋有关。
就有了题为《看不见的城市》的短篇小说。
小说写天岫多次高考失利之后，终于认命，跟花街上的老乡转战各个城市做建筑工。尽管大学之梦破灭，他依然对这个世界抱有常人难及的好奇，他的遗物可以印证。他在本子上画了很多城市，以及很多城市的建筑。中秋节那天晚上，他用公共电话打回家。老婆说，儿子会叫爸爸了。天岫很开心，儿子语迟，他迫不及待想听儿子叫一声爸爸。老婆让他等一下，现在就去把儿子抱过来。一分钟的事。但这一分钟另一个工地上的贵州人等不了，他也急着要打电话。听天岫说等着儿子叫爸爸，贵州人更来火，他老婆跟人跑了，把他儿子也带走了。一分钟间两人争执起来，贵州人抠出马路牙子上的一块砖，拍到天岫脑袋上。天岫倒地的时候，看见了天上那轮巨大的中秋的红月亮。
他们因为电话争执，也因为儿子和爸爸争执，同时也因为中秋节争执。万家团圆的时刻，他们也想天涯共此时。生活压垮了他们，中秋佳节做了帮凶。当然，中秋节也成全了他们。这样的节日，前所未有地强调和放大了他们的身份意识：作为丈夫，作为父亲。这一天不能错过。这一天让他们最后成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
第二个是朋友讲的故事。那时候我在美国一所大学做驻校作家，小说没写多少，整天瞎转悠，见缝插针跟熟悉和不熟悉的朋友聊天。一个大胡子教授跟我说，他认识一个华人教授，教哲学的，因为一桩丑闻自杀了。“自杀那天就是你们的中秋节。”大胡子说。
那华人教授的学问做得很好，因为住在小城的中央公园旁边，每天去公园里散步，他们叫他“中央公园的斯宾诺莎”。该教授一个人生活。他到美国念博士之前，在国内的一所大学教书，结了婚，刚生过孩子。他打算拿到学位就回去，但毕业时，不想回了。老婆不愿过来，同时拒绝离婚。就这么耗着，他拿到美国的教职，辗转了几所大学，副教授、教授，还算顺利。在孩子念大学之前，十几年里他过着简单的书斋生活，一两年回一次国，看看家人。儿子跟老婆生活，小时候不懂事，来个美国教授爸爸，很开心，虽然陌生还是黏着他。大了就不行了，完全站到妈妈的立场上，再神奇贵重的礼物都不好使，开始仇视远道而来的陈世美父亲。到儿子念高中，老婆终于想开了，同意离婚。旷日持久的渴望突然达成，教授没有预想的兴奋，反倒有悬空的失落，谈过几个女朋友，但对重组家庭的兴味索然。女朋友们碰巧都现实主义，没人打算陪他无果地耗下去，纷纷撤出他的生活。
这一年，自己班上一个棕色皮肤的女生喜欢他。起码以他的经验，他认为那女生是有意思了。师生之间情感纠葛是大忌，相当于一票否决，教授于是刻意回避。某一天，女生找到他办公室，在他坚持敞开门的办公室里对他倾诉了内心之苦。父亲抛弃了她和母亲，对父爱的渴望让她本能地相信教授，云云。她让他想到了自己的儿子，情况开始发生转变。“但他应该没往歪处想，”大胡子教授跟我说，“他在遗书里以姓氏发誓，绝无侵犯之举。”大胡子教授还以一本读过的小说为例，说这真不是一个“卢里教授的故事”。他说的是南非作家库切的《耻》。但又的确有点像“卢里教授的故事”。她让他的内心柔软起来，他想把亏欠儿子的补偿给那女生。遗憾的是他并没有送出去多少。女生在一次课后来到他办公室，因为情感上的亲近，女生关上办公室门时，他没有强烈坚持。当她再次说起面孔已经模糊的父亲，情难自已，两泪涟涟地扑进教授怀里。教授无辜地张开两只僵硬的胳膊，但终于不忍拒绝，还是抱住了她。究竟是何种意味的抱，再也没有人知道了，但他们抱在一起时确确实实被抓了个正着。女生的男朋友此刻破门而入，未及他们松开手，摁下了相机快门。调查时男朋友解释，他猜到可能没好事，举着相机完全是有备无患。
事情闹得很大。女生说，是他先动的手，她抗拒无效，幸亏男朋友及时赶到。“女生的动机，”大胡子教授说，“嗯，你是作家，你去琢磨吧。”任我们的哲学教授如何雄辩地解释都不能证伪。若举报成立，结果只有一个：丢掉教职。丢了这个教职，也意味着丢掉了所有美国高校的教职。谁会聘用一个有此前科的教授？
要说的是结果。教授感觉澄清无望之际，迎来了中秋节。美国的月亮也逐渐圆起来。他看着越来越圆的中秋月想到了什么，我们无从知晓，知道的只是，中秋节这一天，他终于下定决心给儿子打了电话。他相信念了大学的儿子可以理解父亲了。儿子后来回忆那次电话，他说他一共说了三个字。第一个字是刚接通电话时说的“喂”，听见是父亲，直接挂了。两分钟后，父亲又打来。他接了，但没说话，父亲也没说话。他们又沉默了两分钟，父亲问：
“真不能原谅爸爸吗？”
他答：“不能。”又挂了。
父亲再打，他关了手机。
美国的当天傍晚，十二个小时的时差，依然是中秋节，教授进了中央公园。他披荆斩棘，走到人迹罕至处，那块宽阔的平地上草木开始枯黄。他在高可及腰的荒草中躺下，口袋里装着遗书和药。他可能突然明白了，女生和他儿子一样，都在努力报复一个缺席的父亲。
很抱歉在谈美好的中秋节时，讲了两个关于死亡的故事。但这的确是念及中秋时最先跳出我记忆的两件事。它们是否有什么微言大义，我不能肯定，不过我确实是从这些故事中更深入地理解了中秋这个节日。多年前读到杜甫的《月夜忆舍弟》，诗中有句“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只泛泛地觉得好，现在读来，那“白”岂止一个好字了得，简直触目惊心。白露露更白，故乡月最明；苍凉彻骨，思念也更深重。不过当此明月之夜，思念犹有附着，若是暗夜行路，伸手不见五指，如天岫和华人教授般徒然浩叹“明月几时有”，那悲且凉该有多宽广？
徐则臣，1978年生，江苏东海人。1997年开始发表作品。2000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02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2005年毕业后任《人民文学》杂志编辑，2006年加入中国作协。现为《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著有长篇小说《午夜之门》《夜火车》《王城如海》，小说集《鸭子是怎样飞上天的》《北京西郊故事集》等。长篇小说《耶路撒冷》获第五届老舍文学奖。长篇小说《北上》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