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与姓氏文化研究

语言学与姓氏文化研究

马武举

语言是一个人一生都离不开的交际工具，无论是生活、学习还是工作，都需要语言，从事姓氏文化研究工作，同样离不开语言。本文试就语言学与姓氏文化研究的关系、学习语言学的意义与方法等。

一、语言与语言学

语言是劳动的产物。劳动不仅决定了产生语言的需要，而且决定了产生语言的可能。因此，马克思说：“劳动创造语言。”（马克思《对阿道尔夫·瓦格涅尔的书的评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3年俄文版，第15卷第461页）。人类从形成的时候就有了语言，有了语言，人的祖先才最后成为人；有了语言，人们才能进行思维，进行交际。因此，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特有的也是最重要的思维工具和交际工具。

语言具有地域性、民族性的特点。由于世界地域广大，民族众多，所以世界的语言也呈现出多样性。据不完全统计，现在世界上有语言5000多种，有文字的约1000多种。但如果用世界上通行的大语种的标准来衡量，则还不到几千种。美洲印第安语的数目在千种以上，非洲的语言接近一千种，单单几内亚的一个岛屿就有700多种语言。喀麦隆有方言千余种，乍得也有200种。印度有150多种语言，前苏联有130多种语言，美国也讲50多种不同的印第安语。面积不到两万平方公里的新喀里多尼亚，人口约二十万，有28种语言，一个种族一种语言，但三分之二的语言不是书面语。在世界众多的语言中，使用较广的约200多种，既有被成百万人广泛使用的大语种，亦有仅为几百人、甚至几十人所用的小语种。在世界几千种语言中，占世界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使用的语言还不到100种，最常用的仅几十种。联合国指定用语为英语、法语、俄语、汉语、阿拉伯语、西班牙语。使用英语作官方语言的国家最多，有47个国家，使用法语的有26个国家，使用阿拉伯语的有21个国家，使用西班牙语的有19个国家。使用汉语的人数最多，达15.7亿人，占全球人口的20%；使用英语的3.2亿人，使用印地语——乌尔都语的2.8亿人，使用西班牙语的1.9亿人，使用俄语的1.6亿人，使用法语的1亿人。有些语言使用的仅有几千人，甚至几百人，许多情况下只有一个村庄，有些仅限一些家庭，有的甚至只有一两个人。

世界上的几千种语言，根据其语音、语法、词汇等方面的特征与起源关系，可以分为二十个重要的语系和大约五十多个次要的语系。较大的语系有印欧语系、汉藏语系、闪含语系、乌拉尔阿尔泰语系、非洲语系、南岛（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伊比利亚——高加索语系、达罗毗荼语系、南亚语系，以及其他一些语群和语言。此外，还有印第安语、巴布亚语、爱斯基摩语、澳大利亚土著人语等。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除了汉族以外，还有55个少数民族。汉族人口约占93.3%，少数民族人口约占6.7%。但少数民族却散居在占全国总面积62.5%的土地上，和汉族人民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大约95%的人讲汉语或汉语方言，其他的人讲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语言约在80种以上，分属汉藏、阿尔泰、南亚、南岛（马来——玻利尼西亚）和印欧五大语系、十个语族、十八个语支（不含分支未明的语支）。除了汉语外，属于汉藏语系的有壮语、布依语、傣语、侗语、水语、仫佬语、毛南语、黎语、苗语、瑶语、藏语、彝语、白语、傈僳语、纳西语、拉祜语、哈尼语、景颇语、土家语、怒语、普米语、独龙语、门巴语、阿昌语、羌语、基诺语、珞巴语、仡佬语、畲语、回语等30种语言。属阿尔泰语系的有：维吾尔语、哈萨克语、乌兹别克语、塔塔尔语、柯尔柯孜语、撒拉语、裕固语、蒙语（本部蒙古语）、达斡尔语、东乡语、保安语、土族语、鄂温克语、鄂伦春语、满语、锡伯语、赫哲语等17种语言。属南亚语系的有：佤语、布朗语、崩龙语。属印欧语系的有塔吉克语、俄罗斯语。属南岛（马来——波里尼西亚）语系的是高山语。还有相对独立的朝鲜语和京语等。

语言按其表现形式，可分为口语和书面语。语言一开始就是有声语言，口语就是用口说出来的语言，是谈话时使用的语言。书面语就是用文字写出来的语言，文字是表达书面语的材料。文字的产生，是书面语成为可能。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时代，口头语言瞬间即逝，一经出口就消散得无影无踪，是无法保存下来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口语可以通过录音、影像等技术得以保存。书面语可以依托一定的物质材料得以保存，如古代的竹简、青铜器到后来的纸质书，保存了大量的书面语。世界的语言数千种，但有文字的只有约1000多种，有的语言是没有文字的，因此是无法保留书面语的。如我国的50多个民族，解放前只有汉族和小部分少数民族如藏、蒙古、维吾尔、哈萨克、朝鲜、傣、锡伯、柯尔克孜、乌兹别克、塔塔尔、俄罗斯等十一个民族有通用的文字。彝、苗、纳西、景颇、傈僳、拉祜、佤等七个民族虽有文字，但并不通行，有的使用范围十分狭窄，完全局限于宗教方面。解放后，到1959年底，我国已帮助维吾尔、哈萨克、傣、彝、景颇、傈僳、拉祜等民族改革了旧有的文字，并设计了新的更加适用的文字方案。还为壮、苗、侗、布依、黎、佤、哈尼等十个民族创制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

一般说来，一个社会总需要一种共同语，用以维系整个社会内的交际。列宁说：“经济流通的需要总是要迫使住在一个国家里的民族（只要他们愿意住在一起），学习多数人的语言。”（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0卷第2页）。一个社会的全体成员所共同使用的语言叫做共同语。不过，当社会不太统一的时候，虽有共同语，但发展得不充分。

在氏族社会里，由于每个社会集体人口不多，疆域很小，没有方言，所以任何语言都是共同语。到了后来，一个社会里有了若干种方言，而共同语总是在一种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这种作为共同语的根源的方言叫做基础方言。在同一语言的诸方言中，究竟哪种方言成为基础方言，并不决定于人们的主观爱好，而是决定于某个方言在整个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如果一个方言区（或是其中的某处）是全社会的政治、经济或文化的中心（有时它的人口还比较多），那么这个方言在全社会内就最重要、最有影响、最富于代表性，因而它就会成为基础方言。

据文献记载，汉族至少在汉朝就有了共同语，可是由于我国社会长期停留在封建社会阶段，所以直到全国解放以前，汉民族共同语的口头形式的通行范围还不大，各个方言区（特别是农村）仍说方言。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是在北方方言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这是因为北方方言区的代表城市（北京）是辽、金、元、明、清历代的都城，是一个政治中心；二则大约一千年以来，许多重要的文学著作（如宋人话本、元曲和明清的白话小说）多半是用北方方言或是以它为基础写成的；三则现代说北方方言的人约占说汉语的人的70%，说这种方言的地区也约占说汉语的地区的四分之一。这些因素是北方方言成为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现代汉语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它是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也是我国国家通用语言。

语言学是研究语言的起源、本质、结构和发展规律的一门科学，它研究的内容包括语音、语义、词汇、语法等语言的各个方面。根据研究的重点不同，可以分为语音学、语义学、词汇学、词源学、词典学、语法学、修辞学、文字学、训诂学、方言学、语用学等部门。

语言学也有许多分支。有以个别语言为研究对象的语言学，如汉语语言学、俄语语言学等。截取语言的某一时代的横断面，加以描写和研究，称为描写语言学，如对先秦汉语的描写研究、对现代汉语的描写研究等。就语言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发展过程进行纵的历史的研究，称历史语言学，如对上古汉语到现代汉语的发展历史的研究。就各种语言的历史事实用比较的方法去研究它们的“亲属”关系和历史发展，叫做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语言的地理分布的称语言地理学。汉语语言学按其研究的时代不同，可以分为古代汉语语言学和现代汉语语言学。

语言学同逻辑学、声学、心理学、生理解剖学、历史学等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另外，它同数学、数理逻辑、电子学、机器翻译、人机对话、人工智能等自然科学也有联系。

对姓氏文化研究工作者来说，如果我们主要以研究汉族姓氏为主，那就重点学习汉语语言学。如果要研究少数民族姓氏，就需要学习相应的民族语言学。如果要研究国外的姓氏，也要学习相应的外国语言学。

二、语言学同姓氏文化的关系

语言是思维与交际工具，语言学是各门学科的基础，自然也是姓氏文化研究的基础学科。

（一）语言是族人交流的工具

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作为一种表达感情、交流思想的工具，它最初是在氏族内部运用，后来逐渐扩大到部落和部落联盟之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活动范围的扩大，交际的范围也在扩大。因为最初的语言，只是口头语言，人们交流的时空是有限的。横向看，交流的范围受到距离的影响；纵向看，交流的对象受到时代的限制。因为口头语言一经说出，便很快消散，一个时代的人无法同另一个时代的人交流。随着文字的产生，出现了书面语言，可以把人们的语言用文字记录下来，使交流超越了时空的限制。我们今天通过古人留下的各类文章，可以了解他们的思想与情感。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也可以同古人交流，用现代的话说，叫作“时空穿越”。今天，我们也可以通过书面语或借助现代化的通信传播技术同远在异国他乡的人进行交流。这种跨越时空的交流，都少不了一种重要的工具，就是语言。语言是全人类的交流工具，自然也是有姓氏的人的交流工具。没有这个工具，一个姓氏内部的族人无法交流，同姓氏外部也无法交流，其他的一切活动便无从谈起。

（二）语言是姓氏迁徙的印记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同时也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社会的发展变化会带来语言的发展变化，反过来，透过语言的发展变化，可以窥视社会的发展变化。比如在南北朝时期，鲜卑族在中国北方建立了北魏王朝，汉族在政治上处于被统治的地位，但由于鲜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不如汉族先进和发达，它就不能不向汉族靠拢，向汉族学习，同汉族融为一体。因此，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实行汉化政策，改汉姓，鲜卑族144个姓氏除少数保留复姓外，基本上都改成了汉姓。讲汉语，禁止在朝廷里讲鲜卑语。这就是社会的发展变化引起的语言的发展变化。我国西晋末年到明朝初年间，原来居住在中原一带的居民多次向我国南方大迁徙，西晋时入闽的有20余姓，唐代入闽的达58姓，这就是汉语客家方言形成的社会因素。这些例子生动地说明了社会变化引起的姓氏迁徙和语言变化。

（三）语言是姓氏研究的钥匙

借助语言，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姓氏文化的昨天，而且还可以研究姓氏的今天，还可以展望姓氏文化的明天。作为姓氏文化研究者来说，我们可以思考许多有关姓氏文化的问题，这种思维活动也离不开语言，必须借助于语言材料才能使我们的思维系统化，才能把我们的感性认识变为理性认识。我们还可以把我们的研究成果写成文章，用书面语表现出来，而这个过程就是对语言材料进行加工、提炼、再造重组的工程。我们还可以通过召开研讨会的方式来交流成果，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见解，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些活动都离不开语言，或是口语，或是书面语。语言就象一把钥匙，它帮助我们打开姓氏文化的宝库，去鉴宝、赏宝、探宝、寻宝。

三、学习语言学的意义

语言学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基础学科，学习任何科学知识，都必须学好语言学。如前所述，语言学同姓氏文化关系密切，学习好语言学对于姓氏文化研究工作至关重要。

（一）有利于学习姓氏历史文献

研究姓氏文化，就要研究姓氏的历史，研究它的起源与发展，这就少不了查找历史资料，少不了阅读历史文献。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历史文献，都是用文字记录下来的书面语。从商代到春秋末年，当时的书籍录写材料是甲骨、青铜器，或石头、竹签、木片等。尽管在战国时代已出现帛书，随着西汉时纸的出现，在后汉已有了纸书，但仍居于次要地位。从战国到汉代，简策（用竹木制成）是书籍的主要形式。

从三国到唐末，纸写本盛行。更准确的说，南北朝以后纸书才普遍推广。1900年敦煌发现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年）印的《金刚经》，是我国已发现的最早印刷品。对大多数人来说，我们今天要查阅的文献都是纸质书。这些古书大部分都是用文言文写成，同我们现在所使用的现代汉语有一定的距离。无论是语音、语义、语法还是文字，同现代汉语有明显的不同。因此，我们要阅读古代文献，应该具备一定的古汉语基础，应该学习一些必要的古汉语知识。

比如语音方面，我们现在读古诗的时候，常常发现按诗律应该押韵的字并不押韵，其实这些字在诗人写作时是押韵的，今天之所以不再押韵，是语音演变的结果。汉语语音的发展历史大致分为四个时期，即以周代《诗经》音为代表的先秦两汉的上古音，以隋代《切韵》音为代表的南北朝到唐宋的中古音，以元代《中原音韵》为代表的近古音，以北京音系为标准音的现代汉语的语音。就学习古代汉语来说，掌握上古音是用处最多、作用最大的。

汉字里的形声字超过百分这八十，形声字是由声符和意符两部分组成的，例如：“河”字，水旁是意符，指明“河”是属于水这个范畴的，而“可”则是“河”的声符，即表示这个形声字的读音的。现在看来，这个形声字和它的声符读音差别很大，但在上古时期，形声字和它的声符读音是相同或相近的。除了形声字之外，还有古籍中的通假字，声训和注音也反映了上古声母不同于后代。通假字是一种异文，是同一词的不同写法，这是由于古音相同或相近写了一个别字。例如古代传说中的太昊帝“伏羲”氏，有的古书写作“庖牺”或“包犠”（《易经》），有的又作“宓羲”（《汉书》）。“伏”与“庖”或“包”、“宓”今音声母不同，在上古应该是相同的，所以才可以通假。故叫“古音通假”。所以不懂古音就难以识破古书中的假借字，难以判断什么地方是假借，什么地方用的是本字。声训是以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词）去解释另一个（词）。如东汉刘熙的《释名》全是用的声训，如“负、背也，置项背也。”“负”与“背”的声母，今天差别甚大，上古则是音同或音近。古书注音指汉魏以后的人为先秦两汉的古书注的音。例如《庄子·逍遥游》：“其名为鹏”，《释文》：“鹏……崔（譔）音凤”。“鹏”与“凤”的声母今音相距很远，但在上古时一定是相同或相近的。

就姓氏来说，有些姓氏有些特殊的读音。有的是一个字本有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的读音，姓氏只取其中一读。如“祭”读jì和zhài，而姓氏（如周朝人祭伯、汉朝人祭遵）只读zhài；又如“句”有gōu、gòu、jǜ等读音，而姓氏只读gōu。有的姓氏用字和非姓氏用字本是两个字两种读音，后来由于其中一个简化，合为一个字形，例如姓氏“种”（chóng）和普遍的“種”（zhǒng），后者简化后，字形没有区别，但读音仍有不同。有的是姓氏的读法保持古音，如“能”姓（汉代有能胜之）读nái，不读néng。有的是古今读法都保留下来了。如“翟”姓，可以读zhài，也可以读dí。有的是同一姓氏字，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读音不同。如“召”姓，本与邵姓同源，音读shào，但云南傣族召姓读zhào，个别姓氏，现代已改读一般的读法，如叶姓读yè，不读shè，这也不必强调遵从原来的读法了。

不仅是读音问题，声调问题古今也不一样。据史书记载，南北朝梁时沈约、周颙等人发现了汉语里有四声的区别，他们定名为平、上、去、入，当时汉字的读音都不出这四个调类。古代平、上、去、入四个调类，到现代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代汉语普通话有阴平、阳平、上声和去声四个声调。阴平和阳平是由古代的平声分化而来，古代上声字到现代，有一部分变为去声。现代普通话里已经没有入声这个声调，原来的入声字，现在已分别转读为阴平、阳平、上声和去声了。古代的入声字，今天普通话读去声的最多，超过一半，其次是阳平，读上声的最少。在汉语普通话和各方言里，调类的数目以及各个字单念时的调值都不完全一样。例如普通话、天津话、西安话各有四个调类，上海话有五个调类，广州话有九个调类。

汉字的古今读音是不相同的，字音的声、韵、调系统是有差别的。我们要了解古代汉语的语音状况，应该学点音韵学。

词汇是语言的重要元素，但词汇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特点。如现代汉语叫做“马”的动物，在上古汉语中的称呼非常复杂，公的叫“骘”，母的叫“騇”，额部白的叫“（马勺）”，膝下都白的叫“驓”，四只蹄都白的叫“（马前）”，前脚都白的叫“騱”，后脚都白的叫“（羽句）”……。这些词现在已经消失，不是现代汉语的成分，因为我们现在交际的时候都不用它们了。另外，上古汉语的词汇中的词以单音词占优势，而现代汉语的词汇中却大量增加了复音词。先秦时期，汉语的词以单音节为主，而现代汉语仅有2000多个单音节词。秦汉时期是我国语言演变的重要时刻，因汉语的语言系统不能再行繁化，语词如仍为单音节，同音词数量势必大大增加，同音词的大量出现，将会给语言和社会带来混乱。因此，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利用双音节、多音节词这种手段，来分化同音词，而创造出难以复记的双音节词，使汉语更加精密化。这也是语言发展的规律。按照语言学的定义，词是语言中能够自由运用的最小单位，语素则是语言中最小的、有语义的单位，两者唯一的区别就是词能够在句子中自由出现，而语素却不一定。汉语语素的特征是单音节性，一个语素就是一个音节，一个汉字代表一个语素或音节。在古代汉语中，所有的语素都是自由语素，因而可以单独使用。而现代汉语的语素大多数都是不能单独使用的非自由语素，因而要想成为词的话，就必须经过合成。汉语中约有9400个语素，而常用的只有3500个。现代汉语中超过70%的词都是由两个语素组成的双音节合成词。再从现代汉语言的实践来看，双音节化是汉语节律的主要现象，说现代汉语的人们倾向于双音节，对双音节词表现出明显的偏好。如“北京（市）”“朝阳（区）”等。

不仅词汇古今不同，就是同一个词，古今词义也有所不同。比如“去”，在上古汉语中可作“离开”讲（《孟子》：“孟子去齐，宿于昼”，“去齐”就是离开齐国的意思）。可是到了今天，它的意义就变为到什么地方去（“孟先生去山东”，是说孟先生到山东去，而不是说他离开山东）。这都是古今词义的变化。要想对词汇、词义有更多的了解，就要学习词汇学、语义学等。

语法是语言中最稳固的部分，比起语音和词汇的发展，语法的发展要慢些。但是，它毕竟也在发展中，同古代的文言文相比，现代的白话文语法也有些变化，主要表现为部分老的语法成分的消失和新的语法成分的产生。例如现代汉语中表示复数的“们”是上古汉语所没有的，它在中古汉语时代才开始出现，起初的写法有“懑”（满）、“瞒”（）、“门”们等。

不只是现代汉语同古代汉语有差别，就是现代汉语的各个方言区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也都有差异。现代汉语有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粤方言七大方言，各方言之间的差别是相当大的。如同一种东西，北京称“白薯”，呼和浩特、洛阳称“红薯”，成都称“红苕”，贵阳叫“番薯”，上海叫“山芋”。同一方言内的若干个次方言，或者一个次方言内不同区域的居民又可能操不同的土语。例如汉语北方方言可以分为狭义的北方话和西北话、江淮话、西南话四个次方言，而在西南话中，成都话、重庆话、万县话又不尽相同。但是，使用人口约占说汉语的人口70%以上的北方方言，内部分歧却不大，各地方彼此交谈可以听懂，或可以大体上听懂。不同方言之间差别最大的是语音，其次是词汇，语法间的分歧相对小一些。

（二）有利于延续姓氏文化传承

语言不仅是交际的重要工具，而且也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手段。姓氏的历史几乎同语言一样悠久，都是伴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的。最初的姓氏是通过口语表现的，人们只是通过声音把姓氏叫出来，用以区别不同的氏族或族群。随着文字的产生，姓氏才有了书面的表现形式，才有了特定的符号。有了语言，人们不仅可以表达姓氏，而且可以传承姓氏文化。在文字产生之前，这种传承主要靠口耳相传。文字产生之后，这种传承还可以通过书面语持续进行。正是有了这种传承，我们今天才能够了解姓氏的历史，才能够见到先人留下的许多姓氏文化的资料。姓氏文化的昨天已经载入历史，姓氏文化的今天需要我们创造，姓氏文化的明天需要我们传承。所有这些，都离不开语言，离开了语言这个工具，我们的文化将是一片空白，将是不可想像的。

（三）有利于促进姓氏文化交流

姓氏文化是所有姓氏的文化，是由一个一个姓氏的文化组成的，但他们之间又不是孤立的，或是从源，或是从流，或是从干，或是从支，许多姓氏之间都有这样那样的联系。因此，就姓氏文化研究工作来说，研究不同姓氏的人需要相互交流，不同的研究组织之间也需要交流，不同地区的研究者和研究组织也需要交流。虽然姓氏文化研究已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它同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民俗学、遗传学、人口学等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姓氏文化研究者需要同有关学科的研究者加强交流，协同攻关，优势互补，成果共享，这样才能提高效率，增加收益。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不同姓氏群众之间、不同姓氏组织之间、不同研究者之间的交流会更加频繁，更加深入。而这种交流离不开语言，不论是口头交流，还是书面交流，语言都是最重要的工具。

四、学习语言学的方法

学习语言学有许多方法，但最根本的方法还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它是学习语言学的有效途径。

（一）学习基础知识

学习语言学首先要学习基础理论知识，要弄清什么是语言，什么是语言学，弄清语言学的基本内容。为此，要学习语言学概论，要学习语音学、语义学、词汇学、语法学、文字学、修辞学。不仅要学习现代汉语，还要学习古代汉语，不但要学习现代汉语普通话，还要学习与自己研究工作有关的方言，甚至有关的民族语言或外国语言等也应该学习。通过学习，掌握基础知识，理解领会基本理论，打好基础，练好真功。

（二）提升语言能力

语言人人都会，并且是随时都要运用的东西，但真正要把话讲好并不容易。语言学既是基础学科，又是应用学科，学习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应用就是实践。多读、多思、多讲、多写、多练是最基本的途径。多读，就是多读一些经典著作，丰富自己的词汇，学习经典作家的语言艺术。多思，就是多运用语言材料进行思考，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在思维的基础上要多讲，把自己想好的语言讲出来，提高自己的口头表达能力，把话说好，说清楚，说明白，说准确。在讲好口语的基础上，要动笔，要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写出来，提高自己的书面表达能力。语言是一种经常使用的交际工具，所以思、讲、写也应该是一项经常性的工作，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这就要多练。讲、写、练要遵守现代汉语规范，不说有语病的话，不写有语病的文章。遣词造句都要认真推敲，反复锤炼，加强语言修养，不断提高驾驭语言的能力，不断提高运用语言的艺术。这样，才能讲出好语言，写出好文章。

（三）善于利用工具书

一个人的时间、精力、眼界都是有限的，能够掌握的语言材料也是有限的。因此，学习语言学，要善于运用工具书，利用工具书解决学习疑难问题，提高学习效率。最常用的就是字曲、词典。字典古代称字书，以收字为主，主要的收录单位是字，以说明单字的写法、读音和意义为首要任务，是解说文字音形义的工具书。词典古代称辞书，以收词为主，也收列一些词组和成语，用单字领头，由单字带出复词、词组和成语。另外，我国古代还有一些韵书，对于探索我国历史上某些时期的汉语语音系统，对于研究汉语语音发展的历史和规律，对于了解古人写诗填词制曲和韵书的关系，都有一定帮助。

五、常用语文工具书

（一）中国古代的字书

1、《史籀》，相传出于周宣时太史籀之手，共15篇，收字约9000多个，是我国见于著录的最早的字书，是字典形成前的雏形。

2、《说文解字》，东汉时许慎编著，共15卷，分540个部首，汇集9353个汉字，另有重文1163字，是我国学者公认的第一部正规的字典。

3、《字林》，晋代文字学家吕忱编撰，收字12824个，分540个部首。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用隶书写成的字典。

4、《玉篇》，南朝梁、陈时期文字训诂家顾野王编撰，原本收字16917个，今本《玉篇》是宋人陈彭年等人重修订的，题名《大广益会玉篇》，收字22501个，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用楷书写成的字典。

5、《类篇》，宋代学者王洙、胡宿、张次立、范镇等人修纂，司马光整理。全书共15卷，收字31319个。

6、《字通》，宋代李从周撰，全书1卷，共计89个部，收字601个，是我国古代最早按汉字笔划顺序编排的字典。

7、《字汇》，明代梅膺祚编撰，正文12卷，收字33179个。

8、《正字通》，明代学者张自烈编写，成书于1671年，收字33549个。

9、《康熙字典》，清代张玉书、陈廷敬等30多人编撰，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官修字典，也是以“字典”命名书名的第一部字典，以子丑寅卯等十二地支标分12集，214个部首，共42卷，收字47035个。

10、《中华大字典》，清末陆费逵、欧阳溥存等人编撰，214个部首，收字48000余个，纠正了《康熙字典》的讹误2000多条。

（二）中国古代的辞书

1、《尔雅》，相传为周公所作，其实可能是战国至两汉之间学者众人编写。共3卷，19篇，收入词语2091条，主要解释古代物名，如释草、释木、释山、释水等，是一部百科性的词典，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词典，也是我国最早的训诂书，是我国古汉语词汇学和词义学的始祖。

2、《方言》，西汉语文学家扬雄编撰，原本15卷，今本13卷，释词675条，收录汉代许多地区的方言，其中广泛采集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绝大部分地区的方言殊语，以及少数民族的语言，开了我国方言词典的先河。

3、《通俗文》，东汉时成书，作者难以详考，是通俗词典之先河。

4、《释名》，东汉末年刘熙编撰，正文27篇，主要探索事物命名的所以然，是我国最早的词源学词典。

5、《助词辨略》，清初学者刘淇编撰，共5卷，搜集了先秦至元以前的经、史、子、集及俗语中的虚字（词）476个，按词目所属的106韵部，依四声编排，是一部影响较大的虚词词典。

6、《经籍纂古》，清代大学士阮元主持编纂。该书计106卷，按平水韵分部，每一韵为一卷，是我国古书中训诂的总集，又是我国第一部把唐以前的经、史、子各书的旧注和古代的训诂书、字书、韵书的一些解释都汇集在一起的大型古汉语词典，对阅读古书和研究古汉语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尤其是对我们研究古汉语词汇学，或阅读唐代以前的文献帮助更大。

7、《经传释词》，清代著名训诂学家王引之编撰，收录虚词254个，分为160条，是一部古汉语虚词词典，为人们阅读古籍、解释虚词提供了理想的工具。作为一部重要的训诂著作，体例较纯，注重语源，论述通假有许多精到的见解。

8、《语言学概论》，高名凯、石安石主编，中华书局1964年版。

9、《语言学概论》，高华年编，中山大学1980年9月印。

（三）中国古代的韵书

1、《声类》，三国时期魏人李登编著。此书今已不传，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声类》共10卷，收字11520个，按我国古代音乐上用的“宫、商、（龠录）、徵、羽”编排。

2、《韵集》，晋人吕静编著，共6卷，早已亡佚。

3、《切韵》，隋代陆法言编撰，计5卷，共193韵，收字12158个，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韵书。

4、《唐韵》，唐代孙（忄面）著，共5卷，195韵，收字26194个。

5、《广韵》，宋代陈彭年、丘雍等人奉命集体整理编修。共5卷，全书收字26194个，注文191692字，按平、上、去、入四声分206个韵部。是我国第一部官修及现存最完整的韵书，是前代韵书的集大成著作。周祖谟以张氏泽存堂刊本作了精细的校勘，定名《广韵校本》，是现今最好的本子。

6、《集韵》，北宋文字训诂学家丁度和宋祁等人奉命重修《广韵》而成，共10卷，收字53525个，是我国现存收字最多的韵书。《集韵》现存较早的有宋刊本及影宋抄本若干种，其中以汲古阁影宋抄本最为有名。

7、《古今韵会》，元代黄公绍编。

8、《古今韵会举要》，元代熊忠在《古今韵会》基础上改编而成，共30卷，引古代典籍，大量说明以前文字通假的情况，对于研究古代文字音、形、义的关系提供了不少可贵的证据。